（原於2020年11月25日刊於《明報》「世紀」版）
/ 文．sunfai／編輯．關曉陽
兩三個月前從社交媒體得知《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黃宗儀教授著，下稱《中港》）的出版，書商打書時突出中港關係的矛盾拉扯，並以近年香港「哈台」的情緒做賣點，吸引了我的注意。但與我想像的不一樣，這本不是一本回應時事的評論型作品。書的內容主要由黃教授過去發表過的研究文章修訂匯編而成。雖然這書成書於今年，但文章其實更多是總結、爬梳2010至2015年的中港情感政治，只有兩個章節寫於2017年或以後。
然而這並不影響這書的解釋力及可讀性。《中港》的主要內容有二：第一部分作者以3個章節呈現、解讀在大國崛起下中國的感覺結構的演變，再以3個章節梳理2010頭幾年開始展現及發酵的中港矛盾及本土情緒。最後作者再以一個章節側寫香港「哈台」情感下展示的地緣政治。作為香港的讀者，我們不應忘記台灣讀者才是這書的主要目標群體，而黃教授這書的重要性在於，以紮實的研究呈現出香港本土情緒的早年土壤與生長，並將之置放於中國「大國崛起」的細緻描繪下，展示出書中再三引用賀照田老師的倡議——在他者的脈絡下理解他者的嘗試。
黃教授在書中交代自己研究香港多年，並於2014至2016年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經歷了雨傘運動及之後的跌宕，讓她的研究更貼近香港的社會脈搏與情感。上網找了一下資料，發現黃教授多年來以東亞作為研究場域，除了從文化研究及文化地理學的角度觀察台北、香港、上海等大都市的演變外，東亞區域在新自由主義及發展主義下的互動、拉扯與演變，亦一直在她的視野之內。黃教授以台灣學者的角度分享了她對中港新感覺的觀察，豐富了我們的理解。
香港本土的來時路
在本土才是王道、才是唯一出路的今天，我們大概都有點忘記了本土思潮是在怎樣的社會背景下被孕育，以至落地生根。《中港》中關於香港本土主義的3個章節，論及的年代大概是2010至2013、2014年左右，傘運還沒發生，更不要說之後進一步的演變與劍拔弩張了。然而或許是因為歷史的沉澱，或許也得益於作者紮實的研究與細緻的梳理，讀着這些章節時我不禁有一種「啊，原來當時經歷了這些！」的感嘆。
作者以幾部電影中的中國移動女性形象，呈現出在2010年前後，甚至更早時電影媒介上的中港想像。2001年上演的《香港有個荷里活》中，來自國內的妓女與大磡村的一眾男性，在性別權力下好像是妓女處於下方，但她對現代性的把握與想望（例如嘲笑恩客們都沒去過上海、最後遠走荷里活），暗喻了某種轉折但分道揚鑣的變化。《神經俠侶》與《性工作者2：我不賣身，我賣子宮》中，也有內地來港的按摩女郎、性工作者角色，但她們則變成社區的一員，與香港男性互動、談戀愛、爭執，展示着兩地進一步的磨合。而《天水圍的夜與霧》則再現悲情城市下中港婚姻潛在的扭曲，來港婦女在面對家鄉期望、不幸婚姻下的慘痛結局。去到2011年的《單身男女》中，中國移動女性由相對邊緣的族群，變成在中環金融業上班的跨國白領，高圓圓飾演的角色在香港遇上怎樣的困難，不過是在國際建築師與港產金融才俊中不知哪人才是真命天子，而最困難時她還可以暫時躲回充滿發展機遇、吸引到未來丈夫前來蓋甲級商廈的蘇州老家。
如果說這些電影中的中國移動女性，展示出中港關係的微妙變化，黃教授則進一步以2012年《低俗喜劇》這案例，展示香港本土情緒的爆發，與低俗、性、男性中心等如何糾纏在一起。2003年CEPA簽訂後，中港合拍片讓一些香港電影工作者找到新的發展，但同時讓本土電影工業日漸式微，這種對「本土性」喪失的憂慮一直存在於電影業與社會之中。2012年彭浩翔導演的《低俗喜劇》聲稱為「保存本土特色」而放棄大陸市場，劇情則是關於一個熱愛香港文化的廣西暴發戶，打算要投資一部香港電影，電影人們為求獲得資金而不得不或委曲求全或出賣自己。電影粗口橫飛，賣弄性與色情的笑話，當中對廣西投資者暴龍哥（鄭中基飾）的揶揄，則揭開了香港、廣東、廣西的複雜關係與張力。
黃教授在書中指出，這部電影以本土、低俗色情為賣點（不管是劇情本身還是推廣的過程），獲得3000多萬的票房，其目標觀眾除了香港人外，還有透過自由行來到香港、同樣對粵語及廣府文化有一定感情的珠三角旅客。在文本的層面，本土當然是劍指中港之別，但在利潤的計算上，導演與電影公司又巧妙的利用了香港與兩廣的共有文化，兩邊賺盡。現在回首，彭浩翔是否那麼本土自然值得商榷，相反投資該電影的高先公司則繼續其本土電影的嘗試，偶有斬獲。《香港城邦論》於2011年出版，2012年正值反雙非、反國教等一波重要的本土浪潮，《低俗喜劇》在當中兩邊獲利，展示出一種男性中心、民粹、缺乏性別視野的本土意識。到「女權L」仍然會在社會運動中被人指摘的今天，也許我們真值得再三思考其背後脈絡。
中國夢與其斷裂
書中關於香港的章節對香港讀者來說，讓我們有機會回顧整理那段不大遙遠的過去。而作者對中國情感格局的剖析，更是對大國崛起、中國夢下的中國社會的重要洞察。
對我來說，作者敏銳的捕捉了在中國社會，或者說社會中的主體、新人，如何跌宕於從「韜光養晦」、「和平崛起」、「中國夢」以至「一帶一路」的延續與斷裂當中。1978年改革開放以降，中國既得益於也貢獻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擴張，進入漫長（如果以習近平的說法，也不會回頭）的「後社會主義」年代，在發展敘事的框架下不同的行動主體（國家機器、媒體、敘事者、國人等），一方面在嘗試理解究竟後社會主義下國家與社會要如何走下去，一方面也透過自身的實踐去把敘事繼續填下去。
在這意義下「中國夢」的提出，某種程度上是在社會高度分層、充滿矛盾、價值體系崩塌的情况下，嘗試在舊有的基礎上拋出新的大眾敘事，讓中國人能感知到社會與歷史的關係、未來可走往何處。中國夢的主人明顯是中產階級，他既繼承了「中華文化」的歷史，也接受了新中國以來的革命傳統，並希望引領中國在國際間撐出一片天。作者抓住了這種以一線大城市的男性為中心的中產夢，在性別、空間及時間維度與現實的斷裂，透過對文本分析，延展出在「中國夢」宣傳畫報覆蓋下，更多有血有肉的多樣故事。
在以國際城市為目標的發展敘事驅動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成為中國境內現代化旅程中的「最前緣」。這些城市以與其他全球國際城市決一高下的姿態，在過去十多二十年全速邁進，讓我們有時忘卻了她們其實不過是中國的「異數」。如果一線大城市的市民才是所有人仰望的那個中國新人的話，那從全國各地到大城市打拼、落地生根的異鄉人，與原有的但大概已被拋擲至底層的本地人，又會譜出怎樣的現代故事？《中港》一書以出身西南小城的流行作家郭敬明的故事，展示了這欲望落地時的張力。郭酷愛上海所代表的現代性，對物質、金錢的膜拜毫不羞澀，以新上海人自居，早年更多番表達出對四川家鄉的決絕背棄。
這種誇耀式消費、反認他鄉作故鄉的姿態，好像為全國人民的流動欲望提供了上佳的藉口，但中國社會又可如何理解背後隱含的階級與鴻溝？新上海人與「老上海」有什麼差別？中國的城市精英又與全球的跨國同類有什麼不一樣？作者透過《老炮兒》及《山河故人》兩部電影的分析，嘗試陳述新一代的富裕階層（富二代）與八九十年代的富人階層不一樣，他們沒有革命年代的包袱，也沒有白手興家的拼搏經歷。「富二代」在媒體上被呈現為青年才俊，形象竟日漸正面。在靠父幹、拼後台的背景下，他們與「傳統」完全割裂，以至《老炮兒》的導演要磨平歷史，讓富二代重接揑造的北京胡同傳統。而在賈樟柯執導的《山河故人》中，富二代更變得只能說英語，不會說家鄉汾陽話不特止，連普通話都沒法用上，成為漂流國際的無根孤兒。
跨地域視野的重要性
作為游走幾地的文化地理學者，黃教授充分意識到近年各地情感政治的張力，以及其背後的複雜因素。她明白到「大中華」一概念的局限（比如當年提出此概念，不過是國際資本想避過政治從而創造市場運作空間的說辭），更不要說這概念在台港兩地都已被唾棄。不過她在書的最後仍然呼喚着一種跨地域的視野，這是因為她意識到台港的本土意識背後，其實是揮之不去的中國巨影。而重要的是，不管是哪地，「社會矛盾的因與果絕非局限於本土之內，而是深刻嵌入地緣經濟及政治的歷史結構和當下的關係性活動中。如果說這些共享發展敘事的東亞區域在現實場域之中展開了一系列恩怨情仇的故事，那我們必須在地緣經濟及政治的整合性視野下重新梳理與連結各自的處境」。
她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港台面臨類似的發展想像與困擾，新興的社會主體也因應自身的經驗和情感不斷生成富有活力的複雜論述」。今年疫情原因導致民間走動變得十分困難，而日趨凶險的政治局勢更容易讓人氣餒。但黃教授在《中港》一書展示了細緻的學術研究雖不一定能回應當下的政局，但知識的積累始終對我們理解世情多有幫助。而她從海峽對岸寫下的這些中港文字雖未必是「旁觀者清」，但第三方的身分確實讓她的觀察多了幾分洞察力及抽離感。但願有更多人實踐黃教授所呼籲的跨地域視野，讓我們有機會在多元中看見彼此、砥礪前行。
作者簡介：NGO工作者，「香港．評書」發起人之一
中年發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