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爭拗的思考 — 重讀陳光興的「白樂晴的「超克『分斷體制』」論

guangzhou

在困惱中尋找啟發

往大陸出差了數天,因為網絡不通,稍稍避開了香港的政制爭拗,在閱讀羅貴祥編的新書《再見亞洲》時赫然讀到白永瑞教授談到「分斷體制」一概念,想起數年前有位前輩分享過台灣社會季刊的一輯專輯中陳光興教授的相關文章,遂再次拿起重讀,以期以地理上的距離尋找靈感,並嘗試回答自己面對香港政制發展討論時的不安、撕裂乃至無語,進一步上溯過去十年念茲在茲的苦苦追尋。

我深知在引〈如非挪用〉用參照陳光興教授、白永瑞教授在這些文章中的不足之處。我對韓國及朝鮮半島的毫無認知,自己的學理水平亦十分有限,將部份觀點勉強引來討論我就香港、中國問題的思考不過是在僅有的知識中嘗試垂死一搏,對失敗主義、無力感試圖再發出反抗絕望式的爭扎。

根據陳光興的文章,白樂晴教授在思考朝鮮半島的現代歷史時,提出了「分斷體制」的理論框架去理解兩韓分裂的現實,並提出以民眾運動超克此「分斷體制」嘗試帶來韓國、朝鮮半島以至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鬆動。朝鮮半島的分裂及其「分斷體制」,令兩韓的統治階層/國家機器形成一種既敵對又互相利用、藉以強化威權統治的共謀狀態,而其得以形成及不斷鞏固則展示了世界霸權在朝鮮半島的權力運作,特別是美國建立其霸權的計劃。冷戰後的6方會談則表明了其它勢力在蘇聯消退後嘗試進入此角力場域,顯然易見中美俄日多國仍然在東北亞的爭霸中彼此角力。要超克此「分斷體制」,民眾〈我的理解應指兩韓民間〉應該對此體制有充份的認識,將此問題意識結合在不同的社會運動當中,並透過民眾運動的聯合及對話嘗試改變此權力結構。

白樂晴本身就清楚表明兩韓的狀態與兩岸十分不一樣〈比如面積比例、國族認同等〉,更遑論香港與內地的差距十萬倍的‘重量’狀態了。即便如此,重讀陳光興談白永瑞的文章,仍然讓我有機會跳出日復一日的政治爭拗、語言偽術及就此引來的憤恨情緒,並嘗試將香港的爭拗放在一個更宏觀的context去檢視與思考。

 

去冷戰去殖民視角下的‘外國勢力’

中共一直將香港的民主化問題與‘外國勢力’試圖改變中國現狀拉上關係,我認為值得好好解讀/思考。從毛澤東建國的邏輯思維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本來是共產主義及民族主義集於一身的民族國家建立計劃,唯共產主義的理想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已拋諸腦後,演變成由共產黨繼續當權的權威主義國家建立之‘中國夢’。中共繼承晚清以降中國統治階層的‘現代化’夢想,希望將中國建立成兵強國富的現代國家〈在這想像中,重點是強兵及國家機器之富〉,並正穩步的向這方向邁進。

在白樂晴的理解當中,’社會主義’的北朝鮮並不是資本主義體制以外的國度,而恰恰是此國際體制的重要一環。我認為中國的狀況同樣如是。49年至70年代初中國與西方的‘敵對’關係不過是在選擇建立國家官僚資本的路徑選擇上中共跟隨了蘇俄的路線而與‘資本主義’暫別,但在國家官僚體制完成原始資本累積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便迅速與列根及戴卓爾夫人的政府聯合起來,讓右翼的新自由主義得以於80年代起橫行全球。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以英美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當道,這亦是為甚麼當年佛利民如此欣賞鄧小平。事實上,不管是社會主義陣營或是自由世界陣營,現國家都擁抱發展主義。在‘歷史終結’的後冷戰年代,新自由主義更是暢通無阻橫掃全球,剩下的不過是在議會民主下的資本主義還是在威權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的分別。

在這意義下,中國與美國的爭霸便顯然易見。兩韓乃最明顯的美國霸權及與其爭霸者角力下的場域,然而爬梳相關的歷史脈絡的話,從日本到台灣到菲律賓到越南泰國等,哪裡不是相關角力在模塑著過去數十年的各地社會狀態?

香港自然也是相關鬥爭的產物。中共在建國後一直以「長期利用、充份打算」去計算香港的戰略價值,所謂‘民族大義’不過是需要時才拿來箝制香港之用。近日馮德雄的文章提到中共在英國接觸前根本未有收回香港的打算,相關官員甚至考慮過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中共之‘策略思考’可見一斑。美國如何利用香港作為對紅色中國的政治鬥爭自己沒有讀到太多資料,但近日讀到《中國學生週報》的出版社有接受中情局的款項,乃至新亞書院與美國的關係等可知香港一直是美國在下的這盤棋中的其中一隻棋子。反而近年就英國於49年後在香港的統治策略逐漸有更多研究,有利於我們去理解在冷戰年代、面對國力衰退的英國如何透過香港這片殖民地來嘗試維持其在東亞的利益。

 

民眾視角:批判國家/資本的共同利益

如果說香港乃中國建立其霸權的大勢下與外國勢力鬥爭的其中一個場域的話,那我們從民眾/公民視角出發,必需要認清其鬥爭背後的真相,乃在於‘不同形態’的資本主義或不同集團的資本〈及權力〉誰能夠在這場較量中獲取更大的利益。

不管是中共的管治集團還是美國的政經精英,香港公民權利能否得到落實根本不是他們所關心的東西,爭取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精英‘授予’我們真正的民主〈我指的真正民主,除了政治權利外、還包括經濟民主、公民的主體性等追尋〉從一開始就是緣木求魚。我們必需要認清的是,對於權力/資本來說,哪種政治制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確保集團內部的既得利益最大化。

換句話說,對我來說現時香港民主運動〈如果有這運動的話〉最無力的地方在於,其訴求、論述無視香港對各國家機器來說在整個世界霸權體制下的策略位置,並透過認識這政治狀態提出有力的批判及想像。如果白樂晴指兩韓的強硬派都是「分斷體制」的共謀者,哪我們該當如何理解香港政壇上各派的既得利益者?同理,對於中國的維穩體系的國保,中聯辦港澳辦以及所有其衍生機構,或是美國的中情局及其派生機構,究竟他們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中的利益如何、在新的體制下的利益會否被減少等亦是亟需理解的‘禁區’。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香港民間社會必須切割政黨乃至國家機器的綁架,透過致命認真的社會運動揭示資本邏輯、霸權建立在香港運作的路徑。這當中包括重新爬梳殖民主義、冷戰結構在香港的歷史,批判〈被中共繼承的〉中國現代化過程深深陷入‘西方’發展主義、資本主義的路徑,將尋找別樣的現代性之理想拋棄得一乾二淨等。在這過程中,我們亦不能逃避針對香港的角色進行批判性的理清,包括香港在英國殖民主義計劃及美國霸權建立的角色為何,中國建立其‘特色社會主義’時香港又佔取了哪些位置並從中獲取了哪些利益?當然香港不是鐵版一塊,為此應特別就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如何與權力共謀作出重點的爬梳。

我們亦需認清并拋棄身份認同政治、民粹政治操作下的本土沙文主義,與被受資本霸權所壓窄的各地人民聯合起來,尋找突破的可能。在最就近的意義來說這當然是指中國大陸的相關串聯,但進一步的想像則不仿可跳出‘中港’的魔咒,透過不斷與其它‘邊緣’對話〈如東南亞的移民工、如台灣的原住民、如韓國的農民、日本的工運……甚至美國的社會運動〉,深化我們對自身狀態的理解,並嘗試在跨地的聯動中尋找出突破的裂縫。

歸根結底,我們必須叩問是甚麼樣的原因,導致自己、我們的社會乃至世界,面對如此多的苦難及不公義,並按此診斷摸索出我們回應的路徑,孜孜不倦的繼續前行。世界並不會因9月1日而終結,正義終將得到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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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趕上了那(大中華膠的)尾班車

在獨立媒體上讀到葉蔭聰的這篇文章,讓我對他‘那一代’有了更多的理解,回顧我在大陸工作預見過的一些‘前輩’,這篇文章大概也能描繪了那歴史背景。

看罷我不禁問,那我呢?我想起了有一次去還沒有停運的好地地時,介紹自己在內地做甚麼甚麼,工作人員很感嘆的說了一句:「回來香港做啦,香港都沒有人做這些你為甚麼去內地?」我一時語塞,三刻猶疑,是否我真的不應再這樣的跑到那城邦粉絲口中與自己無關的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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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六四對我來說,說真的實在是相當遙遠。不是說它對我沒有影響,但在我青少年到大學期間八九六四其實那種影響比起生活中的其它經歴要少很多,其實不在議程中。

我承認自己對大陸的連繫比不少當年的同學要多,那跟我家庭的左派背景當然有點關係。我十二三歲就隨那些‘洗腦’交流團去北京,當時好像見過一個北京青年報的接觸團中有一位今天是廣東省省委書記,當然也包括我這名毛都未出齊的靚仔坐在港澳辦的接待廳中聽那在電視上見過的官員(好像是姜恩柱?)說些統戰話。但老實說這些官式交流從來都只讓我記起那核突的茶杯、那不配身高的座位、以及無法聽懂的官話;真正讓我建立了一些‘感覺’的,無寗更多是清遠山區那泥巴房中的小孩、通信四五年的杭州朋友、在西藏羊卓雍湖旁拉著我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叫我給錢的藏族漢子。

當我真正有心理智力去多關注社會時事時,那已經是97以後了。我99年入大學,02年畢業,03年完成教育文憑進入社會謀食。那時人大釋法才方興未艾,進步的學運學子都在跟甘神父、居港權的家長們在前邊衝著,那時還沒有灣仔‘縱火’案的發生;校園裡談多點的可能是外判的問題呀、大學分科收費的問題,後來今天已變得‘老大難’的直資學校也因為教育改革的討論而有一點點漣𤀽;99年西雅圖的反世貿示威、反全球化、基因改造等問題是極少數接觸到全球化監察、先驅社等左翼組織的學生才會知道的事情。

我甚至已記不起當時的校園裡有沒有關於中國的討論。我入學的99年是第一年有內地學生來讀本科,他們可像是校園裡的火星人了。如果有甚麼討論的話,除了六四以外大概就是一些關於勞工的事情吧,但當潘毅還是在做其研究時你可以想像那種討論在普通大學生中有多零星。當時的香港社會政治已十分一池死水,不過也許因為關於WTO等的討論,好像關心社會的討論中對跨地、國際連結還是比較認同,那種語境好像跟今天隨便就成為大中華膠有點不一樣。

至於陳雲,他那時的文化評論好看極了,關於「共產中文」的那幾篇簡直成為同學們茶餘飯後的最好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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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名做內地勞工運動的中學師兄,我才知道原來香港人有‘機會’投入到大陸的社會改革中;他也告訴我《南風窗》及南方報業集團的事情,鼓勵我去看內地的電影雜誌。他告訴我關於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及劉千石的事情,那時何偉途還沒中伏,陳家偉更是年青的關心工人運動的民主黨進步少壯派。

因緣際會我加入了綠色和平,並在它開始大幅本土化前後趕上了尾班車、有機會派駐廣州工作。及後當香港經歴了天星皇后、菜園村等運動後讓我思考跨國BINGO的問題,轉到今天相對低調、強調與本土組織合作的平台,但仍然是在羅湖橋北工作。

老實講比起十年前十五年前,如果是想走‘職業化’的道路介入內地社會變革是困難了很多。除了宣明會還會請香港的教徒做其PO、以及香港為基地的勞工組織會請一些香港的組織者以外,很多發展機構、跨國組織早已奉行本地化的策略(which is very necessary)。講得難聽點,你想做大中華膠都無得比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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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其實做甚麼、在哪裡做是沒有問題的,最重要的其實是你相信心麼、你追尋甚麼樣的信念。比如說在我畢業的時候,做國際組織/參與國際運動、投身大陸的公民社會工作好像是比較‘前進’的想法,到今天可能做本土的、農業的東西更‘浪漫’一點。這些想法其實有它的歴史社會限制。就像好地地的那位朋友問我為甚麼不在香港做事情一樣。

對於陳雲的一些網上文字,有一些慘不忍睹,但有一些重要的叩問還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比如說整天喊‘結束一黨專政’那我們其實能做點甚麼?比如說對美國的政治計算、香港中國化的步署等。這些是真實的問題,而那些落地獄的說法甚至其鍵盤黨羽的無聊 comment, 只好嘆一句世道不正妖孽橫行。

如果我們相信人的平等、自下而上的社會改變,我們自然會覺得這工作在中環做還是天水圍做還是呼和浩特做還是贊比亞做,是不應該有分別的。又若果你有宗教信仰,不管是基督教還是佛教,那對人間世的想法就可能可以更為豁達。其實無人可以給出一個Big Plan 的,哪人說自己可以哪人其實就已調進了他要批判的現代社會的那一套邏輯。我們能做的,其實恰恰就是我們自己以往種下的因緣下能做的事情,以及和其它同路人連結在一起,尋找彼此支持的力量。

夾硬的套用文思慧的講法,這樣我們才能去「表達出對尋找人性自由的爭扎」。

是為對陳雲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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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可能因為有個很重視早餐的家人,不知怎的我竟然也開始對早餐有多點感覺了。

最明顯的是在出差的時候。如果說批評在路邊吃的拉腸、又或是北方的包子,我是完全沒有丁點兒的猶豫的;偶爾吃一兩頓豆䊢油條、又或成都某小區外的小攤的麵條,那還真會叫人回味,但我可以大聲的說我就是不吃這種早餐。

問題其實更多是,有時候有機會吃到些很‘生態’很健康的早餐時,我還是沒有伙伴們或同事們的那種喜悅,我才知道自己真的有點‘不一樣’。比如說,早餐吃有機麵份做的饅頭,吃‘紅薯’(即番薯)吃芋頭吃玉米,或者是甚麼粥,甚麼紅棗豆䊢,甚或紅糖薑水等。我知道都是好東西都是寶,但抱歉,我其實更想喝一杯咖啡加一個橙再加一片抺了花生醬(紳士牌的就很好、土作坊的更妙)的麵包,我一天就會很好。

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硬要跟老婆拗頸說,我們家(其實就是我自己)不重視早餐的,我們都在外邊隨邊吃。其實這說法只對了一半,我們確實喜歡在外邊吃(或者是不得已而已,畢竟老媽早出晚歸、老豆晚出更晚的歸,確實無力照顧我的早餐),不過我還是很懷念兒時的早餐。那時候我(們)很少去連鎖店吃早餐,或者說生活的地方根本沒甚麼連鎖店。我會按每天的心情去挑選自己要吃的早餐,可以是炒麵加點辣椒油,可以是菠蘿包,可以是腸粉,或餐蛋治。總之都是我認得的老板與小店,以及我熟悉的味道。

我最懷念的,是小學時一位老伯伯,在學校們外賣的糯米飯。他賣的那種,是用木頭車來蒸的,上邊有臘腸臘肉,冬天時買一塊五到兩塊的糯米飯,加點醬油,再去買五毛魚蛋加咖喱汁上去,就是我那年代最愛的早餐。現在老伯伯相信已不在人世,我唸的學校與旁邊的社區已被拆了、換成為西鐵站。如果能換回當時的味道,說真的我願意付很高的代價。

有時候看著住在北京、廣州的同事或伙伴總是要吃芋頭、番薯做早餐,我猜想那是一種鄉愁;而我口裡啃著玉米卻想著家中的咖啡壺,大概也是差不多的道理,雖然我們的故鄉沒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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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

散席

早幾日機構搞了個十年唔馮一潤的交流會,因為有來自兩岸三地的朋友,我們要提供傳譯服務。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我竟然也不被嫌棄,粗粗地也幫手翻了幾場。在這經驗基礎上,想就意義的‘轉述’說幾句。

儘管都是說中文,但一當翻譯時我就感覺到,各地的社會脈絡太不一樣,而這些程況往往會讓翻譯者(特別是臨時拉夫如我者)當場語塞。比如說,香港朋友經常會用‘鄉郊’一辭,我們都明白;一用普通話說出來就變成‘鄉郊/香蕉‘,如果主持人不寫那詞在白板上,台灣與大陸朋友就會以為香港盛產香蕉了。又或者當台灣的農民合作組織、農會等,那和在大陸只有經濟合作社的農民組織又是完全另一個世界的意義。幾天翻譯下來,我發覺自己對香港的context還是最了解,大陸次之;一向以為很是親近的台灣,翻譯時發覺總是辭不達意,囫圇吞棗,地名人名部門名都不太熟時,就知道那親近感或許與真正的認識還差一大段距離。

從這意義上,我不禁再問這種交流的意義在哪裹?我自己已比較怕那種轟轟烈烈的大會,講者像迴轉壽司式的輪流上台,十五分鐘去談十五年的工作,其實就為了台下派名片。老實說,就算拿到名片也一定記不住他她它是誰誰誰,更莫論以後的進一步支持。如果不把互相的工作放回一個可以理解的脈絡下,我們聽到的或許只是一個又一個熟悉的普世價值字詞。誰要是想‘複制’經驗,其實不管是交流會還是考察也一定做不到;更重要的或者是放下自已的框框,真誠的去聆聽彼此的故事與總結作為借鑑參照,既打破一些對對方的刻板印象、亦在艱難的道路上找到伙伴。

在傳譯的過程中,曾經幾度自己因為被講者所感染而有點哽咽。我既然不是專業的翻譯,這我是大安旨意的。這些感動我的案例,不是幹了甚麼轟天動地的大事,而都不約而同的是一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堅持與守護。比如說,大陸鄉建傳統裡那些每年下鄉支農的大學生、見證著農村的困難以及自己無力的悲愴;又或是大埔運頭塘的婦女八年以來每週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雙規?)為農戶發菜等等。友人說在面對現在的宏大困難、災難有時很難不變得很無力,但這些生命故事,儘管難以翻譯,卻好像在某種意義下為我們點出了希望的爉燭。此謂生活革命、生活起義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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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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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和一位老師吃飯,她談起現在的社會氣氛令她覺得不敢表達自已的想法,社會的‘族群撕裂’很嚴重、非此即彼,無法‘理性討論’。我理解她的思考與困難,確實這日子,好像立場只有兩種,要不你就是賣港/親中,要不你就就是正義/民主。所謂政治正確,卻讓我們喪失很多討論、學習的機會。

不知道為甚麼這樣討論下來,最後竟然去到一個「阿媽係女人」的總結,就是做好自己的本份,豐富民間社會。雖然阿媽係女人,但真能做到,又談何容易?

早前立法會選舉我去幫工黨助選,今日則去參與助選義工的‘答謝茶會’。老實講,自己其實也沒幫多少,厚著面皮去‘被答謝’,當然是有自己的私心;換轉來說我大概也理解組織方答謝為名,實情是想找更多幫手。說到如此眉來眼去、郎情妾意,我想說的其實是,我確實覺得想explore我們還能做點甚麼?

三十幾歲人了,我必須承認我希望社會改變,希望社會變得更公正公義;我不滿現在的政治狀況,但不覺得我可以參加在前線的社運。以前以為自己做些政策游說呀甚麼的也可以,今天站在李卓仁前我卻因找不到話題而感到怪怪的時,我有種感覺其實政治、政策游說以往我也有點‘夾硬’的去做。

但若果覺得社會改變就只有走在狹義的社運前線、又或去做political lobbying才算的話,我們豈不又掉回一個十分單元、非此即彼的狀態?我最近經常跟朋友分享的一個案例是,七月份在台灣參與一個‘社運培訓營’,既有熱血青年,也有老弱婦儒;走在前邊喊口號的組織者、與在科技館當了十年志工的婦女一樣是在參與社會運動。

我自己過去多多少少有點政治潔僻、也有種讀咗幾年書就有的那份自大。不想參與政黨或組織,也看不起地區工作。但經歴了9月9日助選時見到的建制派地區勢力,以及過去數年因工作關係一直在推動內地的社區工作,我開始想搵一個能夠行動的位置,我想落水。落水可以是幫某一個黨做義工,可以是自己為自己的大廈、社區做些公共事務,可以是享受一下‘結社自由’搞些組織、搞下文康活動,‘微小’至與左鄰右里多點打招呼,問候一下保安與清潔阿姐。

反正,為了守護我們的家園,多多少少也應該做點甚麼。《烈火戰車》中吳大維對劉德華說,老了記不起甚麼無所謂,留下一堆遺憾就無謂了。大概是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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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反國民教育集會上的分享

工人
昨天有朋友打來,邀請我到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以“中國模式的迷思與真相”為題,分享自己的經驗與想法,下午為我的講稿,供大家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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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絕食的朋友們、各位是次活動的組織者、各位在場的市民:

大家好!

就”中國模式”一詞, 各位十分抱歉, 我並沒有去認真看過相關著作, 所以我都係”一味靠估”。大概就係講, 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社會市場經濟”之可能及其成功啦。就”中國模式”的迷思, 我自己的觀察是出現’二分’的程況, 大概就是分全面”正面”, 或者全面”負面”。

正面的迷思呢, 大家當然耳熟能詳了, 甚麼祖國騰飛啦, 甚麼小數人富起來啦, 甚麼奔小康啦, 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啦。。。。。。反正你六點半電視新聞前, 看看那段國歌的MV, 就是那些形像。

所謂”負面”的迷思, 又係點理解呢? 斗膽講一句, 我覺得負面的迷思, 也許在場的朋友有不少。大陸一黨專政, 個個都係貪官, 今日的’經濟’成就就係靠做血汗工廠啦, 靠污染環境啦。咩全球20個空氣最差的城市有16個係中國啦, 百份之七十的水源被受不同程度的污染……. 我不是說這些數字不正確, 而是想說, 這種數字所代表的刻板印象, 所代表的我們對中國大陸的想像與理解, 其實某程度上也是個謎思; 這種迷思, 也許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所描述的圖像, 只是一幣兩面。

大會今日定這個題目, 按我的理解就是希望我們講者給一些視角, 給一些分析的進路, 給一些觀點, 拆解一下”中國模式”的迷思, 讓我們能認識現實, 又或接近現實多一點。他們可能想我講一下那具體中國大陸的環境問題怎麼樣? 水有多污糟? 還有多少條白河豚在長江? 現在要建多少個核電站? 我一方面其實已經沒有掌握這些數字很久, 二方面覺得其實很多數據大家如果感興趣, 總會找到, 而最重要的是, 我其實挺怕若果我又像很多媒體上一樣和大家談問題又多嚴重多嚴重, 那又掉回來剛才提到的”負面迷思”裡。

為咗突破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分法, 突破這種對中國大陸/中國模式的某一種迷思, 今天我選擇不談大陸的”環境問題” ,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走進內地工作、參與到與環境相關的事情的經歴、見聞。

我開始接觸到與內地相關的環境工作, 從2004年開始斷斷續續已有8年。我第一個真正上手接觸的議題, 是國際電子垃圾非法貿易的問題。當時工作的機構, 是一個國際性的環境組織, 在我入職之前他們已調查過大量國外的電子垃圾被運往廣東汕頭的一個鄉鎮做拆解, 以回收當中的貴價金屬、塑膠等。由於廢棄電子產品本身就很難拆解, 包括用料有大量有毒化學物質, 因為生產商沒有考慮過要回收的問題, 故當地居民只會用最原始的方法去進行’資源回收’。低溫燒電綫取銅啦, 強酸洗線路板去拿上面的貴金屬啦。我自己也去過那個小鎮, 到這刻都無法忘記, 走在那鄉鎮上, 漫天都是黃色的、灰色的煙塵; 泥土上盡是拆解完的塑膠碎片; 河水、漁塘毫無生機, 黑色一片, 酸鹼值是1; 當地樓房都起得很漂亮, 老板開著外國的小汽車, 家裹下面就是工作坊, 請著外省來的打工者在做最危險最污糟的工作; 小孩們的玩就是電線圈, 磁石, 廢棄的電話機座......

根據法例, 這些洋垃圾是不能進大陸的, 國家環保局三申五令說不能進口, 那到底是麼進的呢? 從那裹進的呢? 我們調查了一下以後, 發覺很多在美國的所謂回收商, 多多少少跟香港有關係, 於是機構就派我與同事們開始去查究竟香港怎麼參與到這些貿易裡邊。

經過一系列的調查, 發覺原來大量的電子垃圾, 被運到香港後就暫存在新界的廢棄農地, 利用香港較法例寛鬆, 中港頻繁的交通走私入大陸,有點似今日充斥著上水站的水客, 不過規模大很多。作為在新市鎮長大的我, 以為自己對新界並不陌生, 但當時做調查才知道, 原來大片大片的農地被用來做回收場, 做貨櫃場。在那些羊腸小徑上, 路本來就很爛, 加上重型貨櫃車的擠壓, 就變得更爛。今天我們有很多朋友在關注坪輋, 北區的發展; 早幾年前我到這邊調查時, 根本不知道那裹是種地的, 因為更多是看到有成個足球場咁大的電子垃圾場和其它回收場。

我在做這個調查後, 就覺得有一些’常識’好像被打破了。2000年以後, 我們談很多環境問題時, 總會覺得香港是’被害’的一方, 像珠三角的空氣污染啦, 毒菜啦, 東江水污染啦; 但這案例我卻發現, 喂, 香港政府不肯收緊法例, 縱容電子垃圾經香港過境喎; 香港的中間商從中賺錢, 既破壞我們新界的農地, 又污染內地環境同工人....再諗, 珠三角的廢氣、東江的水污染, 與港商投資有沒有關係呢? 種那些有農藥殘留的供港菜場, 有幾多是香港人自己投資的呢? 用地方身份, 已再不能為我提供簡單的分析框架去理解環境問題。我們可能更多的要問, 我們再挖深點, 去談我們的階級位置, 文化背景, 我們具體在做甚麼等等……

近年我換了另一個工作平台, 比較少去跟進直接的環境議題, 更多的從社區、城鄉互動的這個層面去與內地的伙伴一起, 看我們在生活層面能如何行動。因為這樣, 我有機會走到北京、廣州、上海以外的地方, 甚至到農村去, 然後才發覺以前真的被騙了。

多少人 以為北京就是中國, 這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迷思。 就像很多人覺得中環就是香港, 而忘了深水埗, 忘了天水圍, 忘了沙頭角一樣。那些甚麼國情教育、愛國教育交流團, 總是只去北上廣, 唔該以後講清楚, 那不是認識中國, 那是認識北京...而且還只是那燈紅酒綠、貌似盛世的北京而已。

中國有八億農民, 有說更多; 雖然說大陸的城市化十分快, 應該已到40%以上, 但因為戶口制度, 農民身份的人還是有那麼多、農村地區佔的需積表例也高。我們說環境問題, 起碼對我這個城市長大的人來說, 要不就是城市裡的那些景像, 廢氣呀, 工廠呀, 排污水呀, 要不就是Discovery Channel, National Geographic上的畫面, 在北冰洋的冰川融化呀, 在印尼的原始森林被砍呀, 我以前是無法想像及理解在農村的環境問題, 會是甚麼。

如果我們問中國的農村, 面對者甚麼樣的環境問題, 這其實是無法一概而論的, 因為每條村的條件太不一樣, 華北平原與貴州的山區怎麼比? 沿海的富庶的農村, 像南番順與甘肅又怎樣比? 漢族的農村, 跟信仰藏傳佛教的農村, 又不一樣。

最近我去了安徽的一個合作社做交流培訓, 那是我第一次到安徽。雖然我大概也猜到在平原的農村跟在廣東的或南方的會很不一樣, 但到了當地在真正能夠有所感受。連綿不絕的只有一種農作物, 玉米/粟米。所謂連綿不絕, 係真正的一望無際, 我們可以想像, 整個維多利亞港都是玉米, 就是這樣。這樣的耕種, 意味著農民必須使用大量的農藥化肥。他們不得不這樣種, 不得不用農藥化肥, 因為產量高的品種, 都是經過’改良’的, 必須要配以農藥化肥才種得出來; 而且年青人能夠出去打工的, 都去打工, 家裹留下了的是六七十歲的老人, 如果不用農藥化肥, 在那種動不動就半個足球場那麼大的田裹勞動, ‘勞動力’不足夠。

走在村裹, 確實會感到’悲涼’, 很多老房子都丟荒了, 鐵門鎖上。如果有人, 比較幸福的是一對年老的夫婦, 守著那間老房子與屋前的小菜園; 暑期孫子可能會放到家裡, 但子女卻一年只能見上一次, 就是農曆年的那十天八天。有一些可能只剩下一個老人, 以及那條瘦瘦的狗。當地人話這些破屋的家庭, 要不就是屋住長年打工外出, 不在家裹; 在家他們也情願借十幾二十萬的錢, 在路邊起一棟新的房子, 不再住老房子。一個農民工現在每月能掙多少錢? 但因為村裡的氛圍, 要幫兒子取老婆, 再辛苦也要貸款蓋房。

在安徽的這條村落上, 我們看到有很多垃圾. 這在中國的農村是非常普遍的問題。如果我們把時空往回拉三十五年, 去到改革開放以前, 這種狀況是無法想像的。一則當時生活條件艱苦, 根本沒有甚麼剩餘物資, 也沒有消費品; 另一方面, 當時的農村生活, 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循環系統。生活廢物, 人畜冀便, 那是寶貝, 都會回到變成肥料回到田裏面, 繼續供養土地與在上面生活的人。但今天不一樣, 化肥的使用意味著農民不再用農家肥; 生活水準的’提高’, 或者說消費品及消費主義的入侵, 導致大量以往不會出現的垃圾的出現. 零食的包裝, 電池, 洗潔用品的塑膠瓶, 啤酒樽, 大量的膠袋, 種籽包裝, 農藥化肥的袋, 修理拖拉機的廢油等。這些垃圾不會分解, 而在農村的系統裏, 是很難很難獨力處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 垃圾問題在這裏, 不是一個純粹’環境’的問題。使用農藥化肥與國家推動’現代化’的農業作業相關, 市場化帶來農村生活的壓力, 推動著年青力壯的一代出外打工, 讓留下的人更要依賴’省工’的耕作方式。消費觀念的改變導致農民跟我們一樣, 追求著形形式式的消費品。農村資源的貧乏, 政府政策對城市傾斜亦意味著村一級政府無力提供公共的環境衛生服務。

正如我開頭所講, 我無意加深大家對中國大陸的’負面’認識, 亦無意讓大家以為中國的江山一片紅, 發展條件大好; 從我過去數年到內地工作的經驗裏, 我學到的東西是, 我們必須去到一個具體的場景, 接觸到具體的人時, 我們原有的許許多多印象, 理解, 才會轉化成現實, 而在那過程中, 必定出現調整, 而且那是極有需要的調整。

剛才提到的種種’環境問題’, 實實在在的存在著, 而且非常嚴峻。但我們亦不難見到, 有很多人, 大部份來自民間, 在努力的尋找可以行動的位置, 在嘗試作出改變。比如說大的環境政策討論, 環境教育, 待會的發言人思騁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環境NGO, 環境運動在國內的狀況。即便在我僅有的接觸裏面, 我也碰到許許多多可愛的朋友, 也許是在北京的打工者子弟社區, 一批關注農民工子弟上學權利及生活環境的朋友,在那廢土堆上嘗試開一片農田給小孩體驗耕種;, 也許是在廣西的小城市裏, 為著保護當地的老的農作物品種而組織消費者去支持小農戶; 也有在廣州持續十年的組織大學生到廣東省偏遠地區的農村支教; 也有全國性的關心三農問題的學者、十年以來支持了成百上千的大學生到農村支持農村, 建設合作社, 推動生態農業等等。

最近關於反對政府推出國民教育科, 反對那偏頗、情感導向、灌輸式的課程指引, 我既認同大家的努力, 亦在有限的能力裏來參與和支持。作為一個經常到大陸工作的一個香港人, 我擔心這套課程指引的落實, 會令我們喪失了認識真實的個人, 群體, 以至事情的能力。若果借用今日大會的題目, 那就會讓我們跌入迷思, 無法認識或接近現實。

國家, 或曰政權, 是很真實的東西, 但她相比起活生生的人, 其實非常虛幻。今天我們站在這裏, 為我們的良心, 共同的理念而付出; 同樣地, 就在數十公里以外羅湖橋的北岸, 也有無數的人為著改善他們的生活, 追求一個更公平更公義的社會, 更好的自然環境而努力。如果說共產黨有哪句標語我是認同的話, 那就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不管是在坪輋的雞蛋, 還是在安徽的雞蛋, 我們都是雞蛋, 而且很無奈的都是被打了激素的雞蛋; 而在雞蛋與高牆兩者之間, 我們有必要站在雞蛋的一邊。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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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特別矮的樓底

to no where

我承認, 這篇文章充滿了歧視甚至怨恨, 但我不管了.

我想談一談, 在港中資機構的空間(不)美學.

你們有去過中資機構嗎? 中國銀行(要去舊的那些分行, 不是中環總行唷)? 工聯會工人中心? 各屬會? 喬冠大廈? 中旅社去辦回鄉證你去過了吧?!

我總是被那要不太暗要不太白的燈光搞到頭暈轉向, 加上那間距特小的樓梯, 金屬扶手, 特矮的二樓 (真的特矮, 伸手即及其樓頂), 當然還有那不同的鄉音, 獨特的氣味, 空氣中懸浮著的某種禁忌等, 讓人走入去後混身不舒服, 好生難受.

走進那種地方, 又有點像小時候擠在旺角信和三樓一眾臭男人身後偷偷的看日本咸書, 又像"探秘式"新聞節目中記者在那不知名的商場裏在偷拍藥房老板賣春藥給青少年. 反正就是看在眼裡覺得白白濛濛的, 聽在耳裏覺得加了變音, 聞在鼻裏總覺得在羅湖關口那種水果加上男人汗臭再加的士氣油味那樣……..

在香港的中資機構, 它營造的空間是他們特有的, 在國內找不到, 在香港其它地方也不會有. 以銀行為例, 在國內雖然服務不好效率低(老實說間間差不多壞, 現在已比以往改善了), 人們也是很混亂的, 爭先恐後, 但無所謂, 因為那是大陸, 我自己會很接受. 而且pathetically, 會因為有一點改善(比如拎電子飛仔排隊)而大感欣慰; 而且大陸的銀行有個好處就是, 它地方大呀, 有座位給你坐著等, 樓底又高, 雖然是浪費時間, 但感覺還好.

前兩天去了佐敦附近一家中國銀行, 奇哉怪也! 我去入支票, 這分行竟然沒有入票的箱……. 然後我去問一位女職員, 她的對應竟像八十年代國貨店的顧員那樣闊佬懶理, 是但答完後繼續同人打牙骹. 好了我死死地氣排隊, 才發覺那毎樓底又是出奇地矮, 頂, 點解所有中資機構的二樓/閣樓都要那麼矮? 我差點得了休閉症.

那個空間就是超奇怪的, 四個櫃位前有一條大柱, 意味著排隊者根本無法看清哪個櫃位有空可以提供服務. 看大堂的裝修好像很現代, 偏偏那套制服就(又)像八十年代的國貨公司職員. 埋到去櫃位, 工作人員一邊說"歡迎光臨", 轉頭又與站在隔離的職員談八卦……… 入一張票, 要打四五個印…… 那印章, 和小時候過羅湖深圳口岸那邊防人員大力打的像我們欠了他一家錢的那種竟然……一模一樣.

早幾個月我去中旅社辦回鄉證, 同樣的詭異氣氛. 排隊的安排怪, 坐位怪, 大堂給幾條柱擋住怪, 表格的填寫邏輯怪……… 它既不香港, 也不大陸, 它就是它.

說了一大堆, 我想說的是, 這樣的空間造就了怎麼樣的世界觀? 我想看看每天在文匯大公的那些政治評論, 又或吳康民先生的’政經分析’, 大概也略知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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